美国金融霸权如何攫取全球财富?

作者:高瑞东 刘文豪,来源:高瑞东宏观笔记,原标题《高瑞东 刘文豪:美国金融霸权如何攫取全球财富?》

随着欧洲地缘形势恶化,美欧再次联手祭出SWIFT金融制裁,同时,动荡的全球政治经济环境下,美元再次进入强势上升周期,美国借助金融霸权拨弄全球政治经济形势的序幕再度拉开。在此背景下,本文尝试阐述美国金融霸权背后的权力基础和运行机制。

缘起:美国金融霸权的权力基础。金融霸权是美国利用其在国际货币和金融基础设施中的特殊地位,攫取其他国家经济发展成果,在危机时转嫁自身风险,并强迫他国服务自身意志的特权。美国金融霸权的权力基础可以概括为四个主要部分:美元计价、主导定价、操纵规则与控制舆论。

美元计价,建立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石油危机对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重铸,美国先后通过美元与黄金和石油绑定,构建了一个关于美元发行、储备、流通和回流的闭环体系,将美元推到了全球货币体系的中心位置,并且将美元负债的清偿责任由本国黄金储备转移至石油输出国。

主导定价,助力金融机构取得全球资产定价主导权。通过金融监管改革与兼并重组催生出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金融中介;并通过培育高效率、多层次、国际化的交易基础设施,构建了全球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以及交易效率极高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助力本国金融机构在全球资产定价中取得了核心竞争优势

操纵规则,操纵国际组织和金融设施设定利己规则。通过加权投票制控制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组织,并通过控制国际金融基础设施影响全球资金流动,进而在国际金融和资本流动规则制定中设置利己条款。

控制舆论,掌控全球金融话语权宣扬美式金融观。美国资本集团通过兼并收购逐渐掌控全球金融话语权,驱动媒体有选择性和倾向性地播报新闻,积极对外宣扬金融自由化等美国普世价值观,便利美国金融机构渗透并影响他国金融市场。

行权:美国行使金融霸权的三条路径。通过对国际货币体系、金融组织、基础设施等基础要素的把控,美国完成了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掌控。随后,美国便开始借助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收取铸币税;通过对国际组织和基础设施的控制,胁迫他国服务美国的全球政治经济意图;通过影响全球流动性转嫁本国危机成本。

第一,美国政府可以通过美元收取全球铸币税。一则,美元作为国际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美国需要源源不断地向海外输出足量美元用于贸易结算,从而取得了超发美元购买海外商品和服务以及进行对外投资的特权。二则,美元作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国可以通过超发货币推动美元贬值,进而缓解外债偿还压力。

第二,操纵国际金融组织施加附带条款援助,以服务美国的全球政治经济意图。美国主导国际金融组织在与各国签订援助协议时,一般都会附带受援国推行金融自由化,加大金融市场开放,接受宏观政策建议等要求,通过政策建议使受援国经济发展理念符合美国战略,同时为美国金融资本渗透和投机减少了阻碍。

第三,通过美元周期搅动全球金融市场,转嫁危机。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中最核心的货币,美元周期性波动会通过汇率、利率和大宗商品定价等途径,影响全球流动性水平。美元周期则更多取决于美国经济基本面影响下的货币政策,而非全球经济基本面,因而,美元周期在与全球经济周期背离时,便会放大全球经济周期波动,催生出区域性货币和债务危机等一系列问题。

风险提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受到冲击,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失衡。

1、缘起:美国金融霸权的权力基础

美国金融霸权是美国利用其在国际结算和金融基础设施中的特殊地位,攫取其他国家经济发展成果,在危机时转嫁自身风险,并强迫他国服务自身意志的特权。 然而任何特权的建立都需要一定的权力基础,美国金融霸权的权力基础可以概括为四个主要部分: 美元计价、主导定价、操纵规则与控制舆论。

1.1 美元计价:建立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

美元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货币。作为大宗商品定价、国际贸易结算以及最主要的外汇储备货币,美元在全球范围内充当着计价单位、交换媒介和价值储藏的全球货币功能。根据IMF、BIS和FED等组织的数据,美元主导着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方方面面,截至2020年底,约95%的全球大宗商品计价,85%以上的国际贸易结算,59%的全球外汇储备,45%以上的未清偿国际债券以及超过40%的外汇交易均与美元挂钩。

美元并非从诞生开始就扮演者全球货币的角色,在两次世界大战前,美元的全球影响力远远低于英镑、法郎等欧洲货币,然后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石油危机对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重铸,美国先后通过美元与黄金和石油绑定,将美元推到了全球货币体系的中心位置。

第一阶段:布雷顿体系时代将美元与黄金挂钩。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以前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货币体系主要由三个相互割裂和竞争的货币集团所把控,分别是英镑、法郎和美元,并且各个货币体系和国家货币之间采取的是浮动汇率制,而非固定汇率制度。在这样的货币体系之下,为了解决自身的国际收支和国内失业问题,各国竞相通过货币贬值以扩大出口和限制进口,部分国家还采取了较为激进的外汇监管和贸易保护主义等措施,使得国际贸易体量持续萎缩,资本流动近乎停顿。

两次世界大战使欧洲传统强国和美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作为战败国,不仅国民经济基础破坏殆尽,而且还要承担巨额的战争赔偿责任;英国和法国虽然是战胜国,但在战争期间均受到了巨大创伤,工业生产体系明显收缩,战后重建也需要大量的国际贷款。

一战前的1901年,英国、德国和法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分别约占美国的46%、37%和27%,但等到1945年二战结束,这一比值则分别下行至24%、7%和21%。同时,在两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英国和法国黄金储备因筹备战争物资不断流失,二战结束时的1945年,英国和法国黄金储备分别仅剩1773吨和1378吨,并且英国约欠有120亿美元的对外债务;而美国则根据“租借法案”向同盟国提供了价值约500亿美元的物资,换来了源源流入的黄金,1945年美国黄金储备达到了1.78万吨,约占全球官方黄金储备的63%。

在此背景下,二战结束前夕,同盟国在布雷顿森林召开会议商讨战后国际货币体系,代表美国利益的“怀特方案”和代表英国利益的“凯恩斯方案”,成为主要的谈判焦点。由于两次世界大战显著逆转了英美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并且英国在黄金储备大量流失的同时,对美国负有大量政府间债务。因而,同盟国最终商定以“怀特方案”为蓝本构筑《布雷顿森林协议》。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美国承诺根据黄金储备规模发行美元,并通过“马歇尔计划”、购买其他国家商品等方式对外输出美元,而其他国家则通过储备美元用于国际贸易结算和债务清偿。同时,为了确保美元保值增值,美国要求各国将储备的美元投资于美债等美国金融市场,以促进美元回流。基于此,一个关于美元发行、储备、流通和回流的闭环体系便被确立下来,美元也正式取代英镑成为了新的国际结算货币。

第二阶段:牙买加体系时代将美元与石油挂钩。

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美国对外债务规模不断激增,而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又消耗了大量黄金储备,黄金储备开始越来越难以偿付到期债务,最终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于1971年解体,而后进入了主张自由浮动汇率的牙买加体系时代。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与黄金解除挂钩后,美国并没有放弃美元的国际结算货币地位,而是以强大的军事实力的依托,将目光投向了大宗商品之王石油。

随着经济的发展,理论上各国对石油的需求将不断增长,在美元与黄金脱钩后,如果将美元与石油绑定,那么随着各国对石油需求的不断增长,对用于购买石油的结算货币的需求也将不断增长,这样就可以继续维持美元的国际计价、结算和储备货币地位。

因而,美国借助中东地区的阿以矛盾,以及二战后与沙特形成的同盟关系,在中东地区展开了数轮“穿梭外交”,率先与沙特阿拉伯达成了用美元进行石油结算的协议,并利用沙特在欧佩克的影响力,于1975年让欧佩克认定美元为国际原油贸易的唯一计价和结算货币,并且随着美国页岩油开采技术的进步,美国逐渐由石油进口国转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进一步增强了石油美元的绑定关系。

在石油美元体系下,美国通过发行美元进口商品向海外输出美元,然后与主要石油产出国签订协议,约定协约国出口石油获取美元后,通过购买美债、美股等金融产品的方式促进美元回流美国。在美元与石油挂钩后,一方面,由于各国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原油,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份额的下滑态势得到了抑制,重新取得了国际社会对美元作为国际储备和结算货币的信任。另一方面,美元与石油的挂钩,使得美元发行彻底摆脱了黄金储备的约束,美国不再需要担心黄金储备无法偿付对外债务,便开始更加没有节制的发行货币,通过铸币税掠夺海外财富。

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对“石油美元”挑战者强硬的军事威慑。1999年欧元诞生,由于欧盟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和较为统一的市场,并且具备非常完备的商品和服务生产供应能力。因而,在欧元诞生后便开始迅速挤占美元的国际结算份额,并逐渐成为仅次于美元的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欧元相对美元的差距,被迅速拉近为由“石油美元”切换为“石油美元-石油欧元”的一步之遥。

2000年11月,伊拉克宣布将使用欧元替代美元对其石油储备进行重新定价,用欧元取代美元进行石油计价结算,是与美国意识形态相左的产油国试图摆脱美国控制的关键举措。然而,如果所有产油国或者大多数产油国都决定接受欧元作为石油贸易结算货币,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将会受到巨大冲击。

美国面对全球政治经济战略意图受到的挑战,于2003年3月以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掩饰,联合英国对伊拉克发动了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在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后,立即宣布美元是伊拉克石油国际贸易的唯一结算货币。曾执掌美联储18年的前主席格林斯潘在2007年9月出版的《动荡时代:新世界(行情6.98 +0.00%,诊股)的冒险》一书中,对此评论到,“政治上很难承认一个人人都明白的事实:伊拉克战争主要是为了石油”。

在伊拉克尝试摆脱“石油美元”的束缚失败后,伊朗、委内瑞拉和俄罗斯均曾试图动摇美元的石油贸易结算货币地位,但是美国建立“石油美元”幕后真正的依托是军事霸权,而非表面政治上的外交辞令。

1.2 主导定价:助力金融机构取得全球资产定价主导权

通过将美元先后绑定黄金和石油,美元取代英镑和法郎,成为了全球最重要的储备和结算货币,全球绝大多数的大宗商品定价、国际贸易结算以及外汇储备均需依赖美元。但仅仅取得商品的标价权或者说计价权,并不足以使得美国肆意收割全球财富。通过金融改革等措施,美国进一步帮助本国金融机构取得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定价主导权。

金融中介:金融监管改革与兼并重组催生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中介机构

1863年美国通过《国民银行法》,赋予联邦政府设立全国范围国民银行的权力,美国正式进入了国民银行时代。进入20世纪后,美国开始大力发展银行业,银行业进入蓬勃发展期,1920年全国银行数量达到3万余家。宽松的监管环境虽然促使美国银行数量快速增长,但是恶性自由竞争也使得美国银行盈利能力薄弱,危机频繁发生。

为了改善银行经营质量,美国政府于1933年颁布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该法案明确规定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分离。分业经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金融风险,使得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可以更加专注于自己的主营业务,提升业务的盈利空间的同时压降了业务风险。但是在经过30余年的分业经营监管后,分业经营的弊端开始逐渐显露出来,分业经营圈定了不同类别金融机构的经营范围,不利于金融机构根据经济发展合理确定经营的业务种类,限制了银行国际综合竞争能力的提升。

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存款机构放松管制的货币控制法》,标志着美国再次拉开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金融机构的经营界限被逐渐打破。199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里格尼尔银行跨州经营与跨州设立分行效率法》,允许银行跨州经营,为银行兼并重组清除了法律障碍。1999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允许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之间联合经营,美国再次正式进入混业经营时代。

20世纪80年代后,为了应对混业经营和海外机构的挑战,美国银行业开始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兼并重组浪潮,公开资料显示,在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美国有记录的银行业并购仅有6宗,但是80年代美国年均发生437宗银行业并购,90年代年均发生379宗银行业并购,美国银行数量也开始在非金融危机时期呈现出大幅下行。

美国银行业数据显示,在兼并重组潮开启前的1979年末,美国注册的商业银行数量为14364家,经过20世界80年代和90年代的大规模兼并重组,1999年末,美国注册的商业银行数量已经下降到了8452家。

美国银行业在经历长期兼并和破产重组的优胜劣汰后,涌现出了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花旗银行和富国银行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商业银行。根据英国《银行家》杂志社从1970年以来的跟踪数据,在国际金融机构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美国的银行在全球前十大银行中基本均占有一席之地。根据巴塞尔委员会评定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2021年上榜的30家银行中,美国占有8家。

美国银行业在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之后,往往会在美国政府要求他国开放金融市场的背景下,迅速进入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服务领域,利用其资金、管理和人才等绝对优势与该国金融机构争夺市场,并最终取得市场主导权,影响该国金融市场定价并为资本外流提供渠道。

资本市场:培育高效率、多层次、国际化的交易基础设施

美苏冷战结束后,在“华盛顿共识”的推动下,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逐步加速,国际资本流动的严格限制被逐步取消,不同资本市场间的资金加速流动。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美国没有资本流动管制,资金可以自由进出美国,政策又鼓励外国公司参与美国市场的投资行为,美国政府逐步主导建立了极具国际竞争力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银行贷款和抵押市场等。

完善透明的监管制度,是美国资本市场形成国际竞争力的主导因素。在美国资本市场形成并成为吸引国际资本重镇的过程中,美国政府扮演了积极的角色。

一是,强调资本市场的信息透明度。美国通过立法不断完善信息披露制度,1933年的《证券法》和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分别对信息的初次披露和持续披露做出了明确的立法规定。并且,由于投资者一般难以从证券交易所提供的复杂信息中找到对自己有价值的信息,美国证监会于1998年规定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的封面和风险披露部分,要使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来表达,不得使用法律和商业术语。另外,在2000年美国证监会再次针对选择性披露问题,确立了信息公平披露规则。在安然、世通、施乐等公司爆出财务丑闻后,美国政府于2002年颁布了《公众公司会计改革和投资者保护法案》,再次从法律层面提高信披透明度。

二是,减少不必要的金融管制。美国证监会对拟上市公司的非必要管制非常少,没有国籍、所有制、行业等歧视性限制,对于上市公司的规模和业绩要求也较为宽松。上市公司可以随时发行新股融资,发行时间与频率没有限制,通常由董事会决定,并向监管部门上报,监管部门必须在30天内给予上市公司回复。

三是,建立严格的淘汰制度。美国证券市场实行宽进严出制度,建立了严格的上市公司摘牌规定。纽约证券交易所平均每年都会有1%的上市公司退出,如果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欠佳、信息披露履行不佳、公司内部治理不健全等达不到交易所上市规定的现象出现,均会被交易所强制退市。根据美国证监会数据,在1975-2012年期间,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强制退市公司超过1975家。

美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以及交易效率极高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经过美国政府和市场机构的持续完善,美国形成了全球上市发行和二级交易规模最大的资本市场。

汤森路透发布的数据显示,在全球主流证券交易所中,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海外上市公司的占比更高。截至2021年末,在纳斯达克上市的3678家公司中,有798家公司总部在美国本土以外,占比21.7%。

泛欧交易集团发布的2021年交易数据显示,纽交所和纳斯达克交易所股票交易量,合计约占全球前十大交易所的40.7%;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债券交易量,约占全球前十大交易所的64.3%;同时,全球最活跃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场所也均在美国。

1.3 操纵规则:操纵国际组织和金融设施设定利己规则

通过加权投票制操纵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组织。为了在国际金融竞争中构筑本国的竞争优势,美国通过份额投票权等方式,事实上控制了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全球和区域性金融组织,进而构筑起了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规则决定权,并通过国际组织对符合自身竞争优势的金融规则进行宣导。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每个成员国的投票权由其认缴份额决定,凡遇重大事项的决策,须经85%以上的投票权份额通过,而在截至2022年8月的投票权份额中,美国占比约为16.5%。因而,美国拥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凡是涉及关键的经济决策、人事任免以及重大利害关系,通过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意志。另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高级官员多来自于美国,日常决策运作也多体现美国意志。

世界银行章程显示,成员国必须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成员国在两个组织中认缴股本份额一般是一致的,而投票权同样与认缴股本相关联,每个成员国有250票基本投票权,每认购1份股本增加1票。世界银行规定包括修改章程在内的重大事项决策同样需要85%以上的投票权份额通过,而截至2021年末的投票权份额中美国占有15.79%。同时,世界银行成立至今的13任行长全部为美国人,高级别官员也多由美国人担任。

在上述两个重量级国际金融组织之外,美国在国际清算银行、美洲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等全球和区域性金融组织中,均占有重要的投票权和影响力。

控制国际金融基础设施影响全球资金流动。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作为全球主要的跨境银行间支付信息交互设施,支持全球90多个支付系统的信息交互,覆盖超过200多个国家的11000余家银行间金融机构,2021年跨境支付报文日均处理量达到4203万条,是国际收付清算体系最重要的基础设施。

SWIFT作为非官方协会组织,采用董事会主导的治理架构,董事会由不超过25位董事构成,其中1位为董事会主席。董事会董事的提名主要与股份数量挂钩,持股数量前6名的国家可推选12名董事,7-16名的国家可推选10名董事,其余国家可推选不超过3名董事。2006年以来,SWIFT董事会主席一直由美国会员单位选派,负责日常运营的CEO则由美国和欧洲国家轮流选派。

1.4 控制舆论:掌控全球金融话语权宣扬美式金融观

金融媒体:市场化驱动金融媒体沦为资本控制下披着自由独立外衣的判官笔

全球金融话语权逐渐被少数美国资本集团所掌控。美国媒体的市场化源于20世纪初期,20世纪80年代又出现了一轮美国财团针对新闻媒体的并购潮,到2014年为止,美国超过90%的媒体控制在六家传媒集团手中。另外,全球金融信息服务业,同样由美国金融信息服务提供商把持。汤森路透2011年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金融信息服务提供商至少占据了全球71%的市场份额,其中汤姆森路透集团、彭博资讯和道琼斯公司分别占据全球34%、33%和4%的市场份额。

美国包括金融媒体在内的新闻媒体一贯标榜传媒的自由与独立,但在90%以上的国内新闻媒体,以及71%以上的全球金融信息市场份额被少数资本巨头所掌控后,媒体开始越来越有选择性和倾向性的进行新闻播报,并积极向发展中国家宣扬自由主义政策、金融自由化、扩大国内市场开放等美国普世价值观。例如,2011年9月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美国主流媒体鲜有报道。

2、行权:美国行使金融霸权的三条途径

通过对国际货币体系、金融组织、基础设施等基础要素的把控,美国完成了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掌控。随后,美国便开始借助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收取铸币税;通过对国际组织和基础设施的控制,胁迫他国服务美国的全球政治经济意图;通过影响全球流动性转嫁本国危机成本。

2.1 全球货币助力美国掠取超过300亿盎司黄金铸币税

美国可以通过超发美元收取全球铸币税。铸币税是一国政府的货币发行部门通过垄断发行的手段,从货币发行中获得的隐性利润。一般来讲,一国政府所发行的主权货币仅能在国内流通,从而仅能收取国内铸币税,但是由于美元还充当着国际储备和结算货币的角色。因而,美国实际上还可以通过发行美元收取全球铸币税。

一是,美元作为国际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随着经济持续增长,美国需要源源不断地向海外输出足量美元用于贸易结算。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为了维持海外美元流动性体系处于充裕状态,美国一般会通过维持贸易逆差向海外输送美元流动性。因而,美国可以通过印发美元的形式,购买海外商品和服务,以及进行对外直接或间接投资。但购买海外商品和服务的这部分美元,主要被用于国际贸易结算,短期内并无需美国承担清偿责任,也不会引起美国国内通货膨胀

二是,美元作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国可以通过超发货币推动美元贬值,进而缓解外债偿还压力。对于非国际储备货币来讲,本币贬值意味着对外负债偿还负担加重;而对于国际储备货币来讲,本币贬值则可以通过使其他国家的外汇储备缩水的方式,缓解本国对外负债偿还压力。随着美国贸易赤字和政府外债的积累,美国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所需偿付的外债规模和付息压力不断增大,成为随时会威胁经济增长的隐形负担,而超发美元就可以导致国外债权的缩水和美国债务的减轻。

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美元与黄金脱钩减记超过42亿盎司黄金对外债务

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初期,美元与黄金挂钩并且维持固定兑换比率,美国通过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向海外输出美元,全球则将美元作为国际储备和结算货币。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由于美元与黄金维持固定兑换比率,海外有权要求美国将富余的美元兑换为黄金,美国政府对美元负债负有黄金清偿责任。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后的十余年间,由于美国黄金储备足以承担海外债务清偿责任,这一体系一直维持着正常运行,1950年,美国对外短期债务(包括各国中央银行、政府和银行的短期负债)对黄金储备的比例仅为0.39。但是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美国对外负债规模的日益增大,以及越南战争等对外作战消耗了大量黄金储备,美国的黄金储备开始逐渐难以偿付对外负债,1960年美国对外短期债务对黄金储备的比例提高到了1.18,而1970年又进一步提高到了4.24。

1960年美国的对外短期债务首次超过了其黄金储备,市场对美国清偿美元债务的信心明显动摇,海外国家纷纷抛售美元,抢购黄金和其他硬通货。为了解决美元信任危机,在美国的要求下,国际社会采取了“互惠信贷协议”和“借款总安排”,设置“黄金总库”等措施,使得美元首次信用危机得以暂时平复。

美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并持续消耗黄金储备,20世纪60年代美元信任危机不断上演。1971年,美国几乎完全丧失了向海外中央银行兑付黄金的能力,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黄金美元”体系最终走向了崩溃。同时,海外美元的黄金清偿责任也被一次性减记。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前,美国对外负债规模约1813亿美元,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三年内1盎司黄金升值至183.85美元,通过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相当于变相收取了约41.94亿盎司黄金的海外铸币税。

牙买加体系时代:“石油美元”助力美国掠取了至少等价259亿盎司黄金的海外铸币税

在布雷顿体系解体后的牙买加体系时代,美国通过“穿梭外交”等一系列手段又将美元与石油贸易结算挂钩。随着全球石油需求的不断增长,海外对于美元储备和结算的需求也在日益增加。因而,美国可以借助海外对石油需求的日益增加而不断推高对外负债,同时,与布雷顿体系时期需要准备足额黄金储备清偿对外负债不同的是,美国对外负债的清偿风险转嫁给了石油输出国。

在摆脱黄金储备的硬性偿债约束后,1971年以来美国贸易逆差持续走阔,对外负债规模持续膨胀。根据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数据,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1972-2021年),美国对外负债增加了29.91万亿美元,以黄金购买力平价来测算,相当于对外借入黄金423.39亿盎司,而截至2021年末,美国对外负债仅能兑换164.69亿盎司黄金,相当于美国通过石油美元结算体系,变相收取了258.70亿盎司黄金的海外铸币税。

2.2 控制国际组织胁迫他国服务美国全球政治经济意图

通过国际金融组织施加附带条款援助,以达成美国的全球政治经济意图。在控制了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全球和区域性金融组织之后,为了服务于美国全球战略以及便于本国金融资本获益,美国主导这些国际金融组织以便利国际资本流动为借口,在与各国政府签订援助协议时,一般都会附带受援国推行金融自由化,加大本国金融市场开放,接受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建议等政策要求,不仅可以通过政策建议使受援国经济发展理念符合美国战略,同时为美国金融资本渗透和投机减少了阻碍。

根据Kentikelenis等人在《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发布的统计数据来看,在1985年至2014年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131个成员国,实施了1550个债务援助项目,附带了55465项附加政策性条款。

IMF附加性政策条款广泛涉及金融自由化、国企私有化以及贸易自由化等非债务性领域。在这55465项附加政策性条款中,有13948项涉及货币政策和中央银行领域,包括要求将国有性质的金融机构私有化、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采取加息等紧缩性货币政策;有13756项涉及财政税收领域,包括增强财政透明度、实施紧缩性财政政策等;有4885项是涉及贸易和外汇政策领域,包括降低关税便利贸易自由化、放开资本账户管制、放开外国直接投资管制等措施;另外,还有3303项附加性政策,专门针对非金融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问题,要求将非金融国有企业转为私有化企业,并减少针对特定行业的补贴。

通过国际金融基础设施,胁迫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服从美国意志。美国通过SWIFT系统对海外国家实施金融制裁一般主要通过两种方式。第一,借助直接掌控的CHIPS系统,禁止被制裁国家使用CHIPS系统进行美元交易结算,从而阻断被制裁国家进行任何官方的美元跨境支付和结算。第二,借助美国在SWIFT系统董事会的主导权,以及SWIFT系统对CHIPS系统的绝对依赖,要求CHIPS系统剔除受制裁国的会员资格,或者将受制裁国的指定金融机构剔除出会员名单,切断受制裁国或者机构与全球金融机构的跨境支付和结算往来,直至受制裁国与美国达成和解协议。

美国自2000年“9·11”恐怖袭击之后,开始动用SWIFT系统对海外发动金融制裁。2008年后,因为核扩散问题,美国主导SWIFT系统先后切断了伊朗和朝鲜的国际支付清算,导致朝鲜和伊朗的国际支付清算业务几乎全面瘫痪。2014年“乌克兰危机”发生以来,美国曾多次威胁俄罗斯将其金融机构剔除SWIFT系统,但因欧洲多国处于能源安全考虑未能实施。2022年在“乌克兰危机”升级为“俄乌冲突”后,美国再次游说欧洲成员国要求SWIFT系统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最终将俄罗斯部分金融机构踢出SWIFT系统。

2.3 美元周期搅动全球金融市场转嫁美国危机成本

美元周期放大了全球经济周期波动,催生出区域性债务和货币危机。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中最核心的货币,美元周期性波动会通过汇率、利率和大宗商品定价等途径,影响全球流动性水平。美元周期则更多取决于美国经济基本面影响下的货币政策,而非全球经济基本面,因而,美元周期在与全球经济周期背离时,便会放大全球经济周期波动,催生出区域性债务和货币危机等一系列问题。

从汇率视角来看,在美元宽松周期中,如果非美货币国家货币宽松力度不及美国,则本国货币相对美元便会呈现升值趋势,进而吸引全球流动性的被动流入,推高本国资产价格和杠杆水平。当美元转入紧缩周期时,非美货币国家货币的升值趋势将会逆转为贬值趋势,海外流动性倾向于回流美国,如果这些国家本身经济基本面还存在不稳健因素,更可能会吸引国际金融巨头的恶意做空,加速本国资本外流和金融市场崩溃,引发货币危机。

从利率视角来看,在美元宽松周期中,美国利率一般会持续下行或者维持低位,美联储超发的货币便倾向于在国际市场寻求高息资产,进而导致非美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金融资产价格和杠杆水平在短期内被迅速推高。当美元转为紧缩周期时,超发的美元流动性倾向于回流美国,全球流动性收紧导致非美国家金融资产价格急剧下跌。对于对外负债规模较高,而外汇储备有限的新兴市场国家,甚至存在杠杆难以为继引发债务危机的风险。

从大宗商品视角来看,IMF披露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约95%的全球大宗商品以美元计价。在美元宽松周期中,美元指数走低推高大宗商品价格,巴西、阿根廷、俄罗斯等资源出口大国贸易顺差将会走阔,但当美元转为紧缩周期后,美元指数上行推动大宗商品价格回落,大宗商品主要出口国贸易顺差将会快速收缩,在加剧本国金融市场波动的同时,也增加了平衡国际收支的潜在风险。而对于非资源出口国来说,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波动,则会明显加剧国内通胀压力。

基于美元周期对全球流动性的主导效应,美国在经济遭遇危机时倾向于无节制的滥发货币,借助于充裕的流动性水平刺激国内信贷和金融市场企稳,并在经济企稳复苏后为了削弱通胀压力,强力收紧货币政策回收美元流动性。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将化解危机的成本外溢至所有持有美元资产储备的国家,并且埋下了新兴市场金融市场动荡、货币和债务危机的种子。

1980年以来,美元经历了五轮完整的周期波动,期间催生了一系列或大或小的区域性货币和债务危机。其中,对全球影响比较比较深刻的是1980年和1995年开启的两轮超级紧缩周期,分别催生出了拉美债务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

1980年代美元进入紧缩周期,拉美国家短期外债清偿能力不足,催生了拉美债务危机。在度过第一次石油危机后,美联储接连下调了政策利率,全球美元流动性持续处于较为充裕的态势。在此背景下,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为了弥补本国储蓄不足的问题,在国际市场上大量融入外债支撑经济发展,导致外债与外汇储备的比例持续失衡,并且短期外债占比快速提升。

1979年伴随着第二次石油危机,美联储开始持续提升政策利率,美元进入紧缩周期,拉美国家此前融入的大量外债的还本付息压力开始上升。同时,由于石油危机持续冲击全球需求,美国、欧洲各国加强贸易保护主义,采取提高关税、设置进口限额等各种非关税壁垒的手段,拉丁美洲以贸易为主的外向型经济结构导致国家赚取外汇的能力进一步被削弱。

最终,1982年8月,墨西哥宣布无限期关闭全部汇兑市场,暂停偿付外债,拉开了拉美债务危机的序幕,随后,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秘鲁和智利等国也相继发生外债兑付问题。

1995年开启的美元紧缩周期,对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固定汇率制形成了显著冲击,进而演化为亚洲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持续低迷,而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速则持续维持高位,从而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的流入,推高了本国金融资产价格。

1995年4月西方七国在“汇率变动有秩序反转”上达成一致,美日两国对外汇市场进行联合干预,美元走强、日元走弱。由于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出口结构对日本依赖性较强,本币对日元升值导致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受到明显冲击,贸易赤字开始走阔。为了弥补经常账户的恶化,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开始大量筹措短期外债。

随着贸易赤字的进一步走阔,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速开始出现下滑,叠加美元开启紧缩周期后,外债偿付能力不足削弱了海外资本信心,国际资本开始大量流出,本币贬值压力对固定汇率制形成冲击。最后在国际资本的攻击下,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股、债、汇市场大幅下跌,并向东南亚其他经济体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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